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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pper是《自然》雜志歷史上首位具有生命科學背景的總編輯

文章作者:www.utbltn.icu發布時間:2019-09-24瀏覽次數:1823

經過長時間的選拔,今年7月1日,Magdalena Skipper博士正式接任了該雜志《自然》的原編輯Philip Campbell的職位,并成為該雜志的新主編。這項任命使Skipper成為149名《自然》的第八位主編,這是該雜志近150年來第一位擔任該職位的女性,也是該期刊歷史上的第一位主編。具有生命科學背景。

船長擁有博士學位。來自劍橋大學的遺傳學。他曾在劍橋的MRC分子生物學實驗室學習,并在倫敦帝國癌癥研究基金會擔任博士后研究員。在《自然》任職期間,她幫助開發了創新項目ENCODE Explorer和Epigenome Roadmap,將科學出版的界限擴展到傳統研究論文之外。在此之前,她擔任《自然通訊》的主編,在此期間她主張開放式研究。

我很榮幸被任命為《自然》的編輯。我現在特別高興能夠擔任這一職位,因為目前的科學研究方法和溝通方式正在不斷發展。我期待著繼續保持《自然》領導層,以發布最令人興奮和突破性的發現,并表達對諸如促進科學透明度和多樣性等重大問題的見解。在接受這個任命時,Skipper說。

“我喜歡把每一次挑戰視為一次機會。”最近,Skipper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自然》是一本綜合性期刊,服務于許多不同的群體,包括各學科的研究人員,政策制定者和感興趣的公眾。 “我的同事都是經驗豐富的編輯和記者,我們不斷提高我們的專業知識《自然》。這非常令人興奮。我的編輯和出版工作經驗幫助我理解了作者和評論家。讀者的期望這些期望我不僅渴望實現,而且渴望超越。“

《中國科學報》:您如何確保《自然》發布最激動人心且最具開創性的發現?

船長:《自然》致力于發表杰出的研究成果。保持這種關注的關鍵是要認識到,杰出的發現往往有許多不同的形式:一些可以立即應用于我們周圍的世界,一些在他們自己的研究中具有革命性,或者它們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宇宙的基本原理。《自然》將繼續保持對各種不同類型研究的興趣,但無論科學發現是基礎還是應用,我們都會盡力確保在考慮各種提交時嚴格的科學報告標準和道德標準。

《中國科學報》:《自然》如何改善文章的受眾覆蓋范圍或可訪問性?

船長:科學和科學傳播不斷發展。科學和研究越來越豐富的數據和更多的協作。這種轉變意味著必須使用不同的通信模式。例如,近年來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手稿形式專注于實驗報告或數據集。但這種變化并不僅限于手稿本身。越來越多的研究人員在預先印制的服務器上分享結果,以加快信息傳播,并在論文發表之前促進研究界的討論。此外,研究人員已開始利用社交媒體的力量和即時性來傳播他們的研究成果。每個頻道都有自己獨特的功能,《自然》也充分利用了這些不同形式的通信。

《中國科學報》:將來,您是否會進一步承諾《自然》和相關期刊的開放訪問,以促進學術成果的分享?

船長:自然科學研究完全支持開放科學和開放獲取(OA)。在我們發布的眾多OA期刊中,我們包括備受好評的高度評選的OA期刊《自然通訊》,其中還包括世界上最大的OA期刊《科學報告》。斯普林格?大自然不僅是《自然》的出版機構,也是最大的OA出版機構。我們擁有近600種純OA期刊和1900種期刊,為作者提供OA發布選擇。

但是,對于高選擇的期刊,如《自然》,只有很小比例的評論文章已經發表,其中有大量的編輯工作和相關成本。這些期刊的內容由大量內部科學編輯和文本編輯精心處理和編輯。因此,出版單篇論文的平均成本遠高于普通OA期刊,市場可接受的文章處理費(也稱為APC)(僅適用于已發表的論文)無法承擔此費用。此外,《自然》部分雜志的內容,即前沿的科學新聞報道和評論,這部分文章贏得了無數獎項。《自然》中的大多數雜志都是免費的,對所有人開放。出于這些原因,對于諸如《自然》之類的期刊,我們認為,與數量少得多的作者相比,大量讀者稀釋其較高的出版成本更為公平。我還要補充一點,《自然》提供了免費的共享服務“SharedIt”,這樣人們就可以免費閱讀他們發表的論文。

我們認為,作者根據自己的需求選擇出版平臺非常重要。例如,他們的單位和資助機構可能有不同的偏好。為了更好地服務于整個學術界,我們需要為作者提供一系列出版選擇:開放獲取期刊,雜志期刊和訂閱期刊。

《中國科學報》:在今年6月發布的2018年SCI Journal影響因子排名中,《臨床醫師癌癥雜志》以244.585分位居榜首,超過前三大期刊《自然》《科學》和《細胞》的總和。《自然》如何改善和維持影響因子?

船長:影響因子最初是期刊的衡量標準,用于幫助圖書館比較他們有興趣購買的期刊。此外,關鍵是使用影響因子來比較不同的期刊僅在特定學科內有意義。例如,將有機化學領域的期刊影響因子與期刊在神經科學或生態學領域的影響因子進行比較是毫無意義的。《自然》多學科期刊也應與其他多學科期刊一起被視為一個單獨的類別。

《自然》我為發表的研究感到自豪,但我們并不重視影響因素。去年4月,自然科學研究所簽署了《舊金山科研評估宣言》(DORA),呼吁停止使用單一的期刊指標,尤其是期刊影響因子,以評估科學家的個人貢獻。

期刊影響因子不是單一論文質量的指標,也不應用于判斷單篇論文的影響或質量。因為這不是設置影響因子的初衷,所以它不適用于此目的。

《中國科學報》:一些組織認為,具有高影響因子的期刊的結果是“英雄”的結果,甚至允許研究人員獲得更多資金或更好的治療。你覺得這怎么樣?

船長:長期以來,自然科學期刊發表了許多關于傳統期刊影響因子局限性的社論,呼吁建立更全面的研究評估模型。

近年來,自然科學研究界的其他成員指出影響因素存在問題。當影響因子作為單獨的數字,脫離背景或用于評估不應評估的問題,特別是個別研究人員的學業表現時,存在特殊問題。為了將影響因子放在一定的背景下,我們更新了期刊的索引頁面,匯集了一系列更廣泛的報價指標:如2年影響因子,5年影響因子,即時指數,特質因子,紙張影響力得分和2年中位數。在論文層面,自2012年以來,自然科學研究期刊提供了基于論文和Altmetric(補充測量指標)的數據。自然科學研究還擴大了指標的范圍,并增加了同行評審績效指標。我們的一項調查發現,其他指標,尤其是同行評審的績效指標,對研究人員的提交決策也很重要。

鑒于影響因子的初衷,將影響因子用作研究人員及其產出質量的指標是不正確的。但不幸的是,這不是中國特有的現象。自然科學研究將繼續考慮以新的和公平的方式評估科學家的個人貢獻。

《中國科學報》:目前,在生命科學等許多科學前沿領域,研究成果的再現性已成為一個大問題,并且有一些錯誤的結果。將來,《自然》如何減少或避免這種情況?

船長:事實上,近年來對于研究結果的結束進行了激烈的討論,這些結果很難重復或不能重復。這種情況確實主要發生在生命科學領域。這可能反映了系統的復雜性和現場情況。我們所有人,包括編輯,出版商和研究團體,都應該對科學不端行為保持警惕,但我們也應該記住,科學在自我糾正方面不斷前進。回顧過去和現在的科學記錄,我們會發現當時的許多結果都沒有。關鍵問題是不應發生不當行為并最終糾正科學記錄。所有自然研究期刊都繼續改進我們與作者和審稿人合作的方式,以確保我們的期刊發表嚴謹,可靠的科學發現。我們還在不斷制定自己的政策,專注于提高方法,數據和代碼報告的透明度。我們希望我們提供的支持不僅適用于我們的期刊,也適用于其他地方。

《中國科學報》:為了提高研究結果的可重復性,《自然》會采取一些措施嗎?

船長:我們的核心方法是為我們的作者提供提高科學透明度的工具。我們致力于幫助作者存儲和共享他們的數據(例如提供Springer?自然數據支持服務)并幫助他們共享代碼(例如嘗試新工具以促進同行評審和代碼發布)。我們還專注于《自然實驗室指南》和《科學數據》等期刊,以進一步協助完成此任務。

我們認為,處理研究不端行為的最佳方式是預防。為此,我們一直與研究界合作,為他們提供相關指南,總結報告等。這些工具不僅有助于在文章發表之前將潛在問題帶到表面,更重要的是,它們可以幫助研究人員以清晰一致的方式報告他們的方法和分析,從而提高研究的可重復性。

當然,我們還與專家評審員密切合作。同行評審是研究質量,完整性和可重復性的基石。作為他們的監護人,我們珍惜自己的責任。研究過程中的所有利益相關者也對此負責。這包括出版商和期刊,作者,研究機構和資助機構。我們都發揮著重要作用。

《中國科學報》:您如何看待中國科學發展的現狀?未來有哪些合作計劃?

船長:中國是全球研究界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作為研究界領導者之一的地位正在不斷增長。例如,自然指數顯示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高質量科學研究生產國。我們自己的數據還顯示,在1997年,《自然》發表的原始研究論文中只有0.4%有中國作者。截至2016年,這一比例已上升至約11%。

就我個人而言,這些不僅僅是數字。作為一名受過專業訓練的遺傳學家,我熟悉中國科學家對人類遺傳學和基因組學的許多重要貢獻,這些貢獻有助于我們理解人類多樣性和疾病的遺傳基礎。

簡而言之,施普林格?自然和中國在科學出版方面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近年來,我們與中國科研機構的合作蓬勃發展。這是由于中國研究成果的增加,我們也致力于將中國最好的科研成果傳播到世界各地。

我們還與中國作者,評論家和期刊編輯合作,通過質量培訓為他們提供支持,例如撰寫論文寫作技巧。

作為編輯,我期待在中國的自然科學期刊上發表更多優秀和嚴謹的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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